2008年1月31日

關於音感




很多玩樂器的人可能會羨慕那些從小受相關訓練的人,他們能夠聽到音就知道它的音名。

不過在音樂所修課時,我聽到一些當事人的說法,分享給大家:



台灣的音樂班基本上分兩種,西樂和國樂。

從小就學西樂的人可能會培養出所謂絕對音感,就是可以即時反應聽到的是什麼音;

而學國樂的人比較會有的是相對音感,可以辨別音程關係。

有絕對音感的人說,自己會像強迫症一般聽到音樂就轉化為五線譜,這也許是特例,

比較重要的是,他說在遇到轉調的時候,他可能會反應不過來。

有相對音感的人說,自己會覺得有絕對音感的人很強,但是後者同時也羨慕著前者。



而此時,研究民族音樂學的教授說了,不管是絕對音感還是相對音感,對於他都是一種障礙。

2008年1月29日

大三台人意識: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研究


台灣人與台灣意識 期末報告

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研究

在台灣歷史上,出現過兩個較重要的共產黨組織:一個是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後來改名為台灣共產黨;另一個是1945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本篇報告將焦點放在前者,意圖展現日據時期台灣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大致樣貌。

台灣左派思想的興起

1920年代,左派思想盛行,由中國和日本學成返台的留學生,纷纷將左派思想介紹到台灣來,使得當時的台灣知識青年醉心於俄國布爾什維克於十月革命的成功,而對於台灣革命滿懷熱忱。部分在中國的留學生,組成「台灣反帝同盟」、「中、台同志會」、「廣州台灣獨立革命青年團」等組織;而在日本留學的台灣留學生,也受到日本共產運動的吸引,參與其活動。一些留學生回台灣,成立了社會主義研究的組織,像是受到山川均影響的山口小靜組織的「社會主義者研究會」,謝文達幫助蔣渭水和連溫卿成立的「社會科學研究社」等。尤其在後者的影響下,彰化及台北等地的知識分子紛紛成立「無產青年會」。另外,翁澤生、洪潮宗在蔣渭水的奧援下,成立無政府主義的「台北青年會」,後被迫改名「台北讀書會」,兩人後來進入上海大學,便皈依共產主義。

在世界普遍不景氣的情況下,台灣總督府積極壓榨台灣經濟,造成台灣社會程現極端不安,文化協會遂移抗爭重點至經濟問題上。1925年,文協的年輕知識分子組成「二林蔗農組合」,同年「鳳山農民組合」亦成立,再遇上總督府的拂下政策,各地遂紛紛成立農民組合,農民運動蔚然成為台灣最大的抗日民族運動組織。

1926年,簡吉成功說及各地區性農民組織,合併為「台灣農民組合(農組)」。後來在向日本議會陳情期間,簡吉與同行的趙港在會面了勞農黨領導人物布施辰治及大山郁夫之後,受到福田和夫革命理論1所吸引。返台後,他們隨即改組農組,強調階級鬥爭與民族主義並重,並請求日本農民組織輔導農協的鬥爭技巧。


註1:山川均與福田和夫的理論差異在於:山川均主張,日共在面臨日本政府全面取締下,應該先行解散,使其黨員深入社會團體進行群眾運動,以厚植共黨的群眾基礎;而福田強調日共必須維持其組識,並透過各政治團體相互間的政治理論鬥爭,以傳播共產主義。




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在上海成立

1927年11月,由於第三國際第四屆大會中,列寧主張「援助殖民地革命運動的責任在於其殖民母國的共產黨身上,於是指示日共成立「台灣民族支部」。1928年,日本普選將屆,日共無暇協助台灣同志成立民族支部,因而指示謝雪紅和林木順兩人尋求中共協助。同年3月15日,日本保守派政府開始大肆逮捕左派分子,以致無法指導即將成立的民族支部,給了中共干預民族支部事務的機會,也種下了日後民族支部內的派系鬥爭。

謝雪紅出生彰化貧農家,絕頂聰明卻因家貧無法入學,靠自修來完成正規教育。少女時代為日人幫佣,並在糖廠中做女工,後來被迫下嫁為富人家的姨太太飽受凌辱。後來逃脫到日本,開始接觸左派思想,直到她在日本的台籍情夫經商失敗,只好潛返台灣。後來決定前往中國深造,進入「上海大學」就讀,並加入中共的「共青會」。由於在革命運動表現優越,中共推薦她去「史達林東方勞動大學」,被編入日本組,而林木順此時為她的同班同學。

謝與林返回上海,立即著手進行將「上海台灣讀書會」轉換為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前哨站的工作,並倚靠翁澤生瞭解上海情勢。翁澤生出生於大稻埕的茶商,公學校畢業後,前往廈門就讀中學,醉心於無政府主義。1924年,進入上海大學而接受瞿秋白的教導,改宗馬列主義,並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8年4月15日,中國共產黨的彭湃召集討論民族支部成立大會的提案。會中決定以文化協會來結合反日本帝國主義運動的勢力。在此之前曾有對於是否成立「大眾黨」來動員農民與工人的爭議,決定以現有組織轉而為之,但在此仍未提出將文化協會轉成大眾黨的時間表。整個成立大會全由彭湃所掌控,也反映出中共在民族支部日益遽增的影響力。彭湃並在會中堅持加強農民在台灣革命的動要角色,不同於在此之前日共中央委員長渡邊政之輔針對民族支部提出的「上海網領」中,主張勞工階級必須時常居於革命的主導地位。

1928年4月25日,日本祕密警察取得中國國民黨及法國租異當局的默認後,對民族支部採取逮補行動。民族支部甫成立即遭摧毀,包括謝雪紅的九個人被遣送回台灣接受審判。

民族支部在台灣重建

1928年6月2日,日本當局以罪狀不足將謝雪紅釋放。謝一出獄,隨即展開重建共產運動,並亟力取得其領導權。但是此時她不過是與日共的聯絡員,並無像中央委員之類的正式權力,因此,如果她要順利進行動建工作,一定要先取得日共的指令。於是,她派遣林日高與日共領導者接觸。8月,林木順與王萬得,也由上海來東京,卻與日共聯繫。9月中旬,林木順與林日高等會面,林木順即以書記長的身分,命令林日高回台告訴謝雪紅,務必執行成立大會所議決的決議案,並等待他接受日共指令後,回台擔任指導。可是,謝雪紅和她的支持者已大權在握,決定不理會林木順的指示。

渡邊得知其上海綱領已被彭湃所修正後,決定向台灣共產黨謝雪紅伸出援手,親自前往協助台灣民族支部重建工作,但在基隆港被日警識破,射殺一個警察後,舉槍自殺身亡。期間,潛返島內而傾向彭湃修訂案的民族支部黨員,想一舉發動反對謝雪紅,分別在台北及台中兩地,宣布成立「中共台灣民族支部」。10月,日共終於授權謝雪紅重建台灣民族支部,謝雪紅即與島內具有中央委員身分的莊春火、林日高召開會議,成為台灣共產運動真正的領導者。隨後,譴責成立中共台灣民族支部的人為「機會主義者」,並將之除名,其中殺有蔡孝乾、洪朝宗、潘欽信及謝玉葉等人。中共派幾被剔除於民族支部之外。

謝雪紅重建民族支部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取得當時島內最大也最健全的民族運動團體--台灣農民組合的領導權。因此,她極力爭取楊春松及場克培,因為兩人都是農組的重要幹部。另外,對於綱領,謝拒絕彭湃修正案的觀點,也不同意渡邊上海綱領中的一些觀點,如:成立大眾黨、與資產階級進步分子合作等。但是,她肯定台灣中產階級的革命性。在運動方面,她認為台灣農民和工人的發展相當不平均,無產階級領導權仍是不切實際的口號;必須要透過合法的手段,避免使用暴力,來加強農、工運動,才不會招惹更多日本人的鎮壓行動。她還認為,台灣革命的中心不在農村革命,而在都市工人運動,該運動先由中產階級組織,再由共產黨人出而扶持。謝雪紅以其看法寫成一份報告書給日共,1929年2月,日共傳送一份新的指令給謝,肯定謝的看法,此時,謝的地位已經相當穩定了。

民族支部成為台灣民族運動龍頭

謝雪紅在評估台灣情勢之後,決定其策略為,滲透既存的民族主義運動團體,利用它們來動員群眾。要攫取民族主義團體,必先使其內的知識分子相信馬列主義。1928年初民眾黨創設「台灣工友總聯盟」後,發生支持組織工人的中產階級與反對的保守地主之間的爭論,結果反動的地主階級被逐出民眾黨,黨內知識分子日益激進,並出而領導工人運動。謝雪紅研判當前情勢,認為中產階級、農民和工人組成聯合陣線的時機,業已成熟。計劃說服、滲透並掌控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及民眾黨等團體的領導權。

在說服趙港、楊春松,又吸收了簡吉、陳得興等農組幹部之後,經過一番努力,1928年12月31日農組第二次會員大會,共產黨員已經能掌控全局,而農組也非正式地重新命名為「赤色農民組合」。可是,不少歸依共產主義的農組領導者,傾向彭湃的主張,堅持農民階級是台灣革命的主力,成為後來反對謝雪紅的力量。1929年2月12日,警察以宣言書違反出版法為由,大舉逮捕農組重要幹部,幾乎摧毀島內農民運動。幾位共產黨員成漏網之魚,於12月5日召開中央委員會,草擬新的行動綱領,此後農組一直沒有與共產主義運動脫離關係。

文化協會方面,在其中翁派的主要領導人如翁澤生、蔡孝乾、洪朝宗等人,攜案潛逃中國後,謝雪紅派遣吳拱照進入文協。後來其與「上大派」,即留學上海大學的台灣學生,根據謝的觀點修改文協會章,宣稱其為一個具有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組織,也訴求農民與中產階級的支持。建立「台灣勞工工會聯盟」,並保證在大罷工時期與農組合作。反對民眾黨,組織「台灣革命團體的聯合陣線」。

雖然共產黨人批判民眾黨的「社會民主主義」,但不得不承認其所掌控的右派「台灣工友總聯盟」深具聲望,於是謝引介陳其昌給蔣渭水,以期陳其昌能在民眾黨內獲取影響力。後來,蔣渭水與許多民眾黨員逐漸左傾,終改組成為一個擁護馬列主義的激進左派政黨2。甚至蔣在1931年8月5日病逝於台大醫院時,遺囑說:「台灣的社會革命已進入第三時期3,無產階級的勝利,迫在眉睫……。」

謝雪紅巧妙地說服非共黨知識分子,成功轉變文化協會和農組為共產黨的外圍組織,甚至使台灣民眾黨的部分知識分子同情共產主義。但是,她在利用台灣民族主義以及階級意識,以鼓舞群眾運動方面的成功,卻十分有限。她不但無法建立堅強的工人階級,也無法將台灣社會新興的台灣意識轉變成大規模的民族運動。她那以台灣現況來解釋馬列主義的特殊作法,已遭到她的同志的指責和批鬥了。


註2:或謂蔣渭水主張三民主義,立基於民生主義而推動工農運動,其本人並不支持馬列主義。至於民眾黨左傾與否,至少在推行工農運動這點,不能說沒有一點左派色彩。


註3:關於「第三時期」的內涵,簡炯仁《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史》引《台灣工友總聯盟成立宣言》:「第一階段是經濟鬥爭,也就是工會主義;第二階段,是經濟與政治的鬥爭;第三階段是,無產階級的解放與無產階級專政。」然而,王曉波教授《民族正氣蔣渭水》一文,指出第三時期應指民眾黨被日方所禁之後,進入所謂潛行運動的階段。筆者手中資料不足,特附上兩種說法,以供參考。




親日派的失勢與親中派的得勢

1929年底,因逃避警察的逮捕,日本共產黨領導者已無力援助謝雪紅。一些台灣留學生由中國回來,公開質疑謝的理念;由日本返台,支持王萬得的共產黨人,也反對謝雪紅,謝雪紅的地位岌岌可危。當時,美國股票市場傾覆,引起世界經濟恐慌,世界革命情勢日益高漲。謝雪紅固然樂見此消息,使之得以擬訂共產運動的策略,但對她的宿敵而言,同樣的也證明了謝的「非暴力」路線是錯誤的。他們開始爭論她的合法性,為了解決爭論,只好訴求上級機構的裁決。由於日共已自顧不暇,這個上級機構只好轉向上海的第三國際。中共派的幹部向謝施壓,要她派一個代表前往上海,謝派了她的親信--林日高為她申訴。林到上海後要求翁澤生安排第三國際代表見面,但翁澤生無意引見,並指責謝高估中產階級的革命性。

1930年10月27~29日,於台北近郊舉行松山會議,雖在會議中的決議還大多反映謝雪紅的理念,但此次會議造成謝在權力上的打擊,逐漸失勢,而親中共派勢力亦逐漸高漲。此後,中產階級在台灣革命的地位,在共產黨內的策略中,已顯得微不足道了。在新的領導者中,又分兩個陣營:一群來自文協,堅守工人在革命中的地位;一群來自農組,支持農民階級在台灣革命的角色。

對於第三國際而言,因日共屢遭圍捕,且謝雪紅文不理會中共,其與台灣的領導關係早已斷絕。而謝的中產階級政策,又背離第三國際現階段的領導路線。親中共的潘欽信與翁澤生,草擬一分報告給第三國際,嚴厲批評謝雪紅。幾天後,第三國際命令台灣民族支部組成「改革同盟」,以清算謝雪紅及其黨羽。

翁澤生和潘欽信,交給陳德興一分指令帶給謝雪虹,而謝以不合台灣情勢為由,加以拒絕。於是陳德興按照翁的指示,會見王萬得。12月27日,召開祕密會議,策反謝雪紅。

1931年1月12日,趙港、陳德興、蘇新、蕭來福、莊守和顏石吉等六人召開鳳山會議,王萬得因故未參加。會議中要求將民族支部改組為「台灣共產黨」,創設一個獨立自主的民族共產主義運動;拒絕與中產階級聯合,解散文化協會;重視農村革命更甚無產階級專政。王萬得在得知結果後大為震驚,批判該會不當。王是靠工運起家的,雖然與謝雪紅一樣,王承認台灣工運與農運發展不均,但認為在總督府鎮壓下,農組已急速衰退,而當下應極力鼓舞工人的階級意識,使之有能力領導台灣革命。1月27日,王萬得再召集一次臨時會議,在會議中達成妥協。

共產黨的傾覆

在排除謝雪紅之後,改革同盟對未來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充滿信心,並立即開始工作,組織工人對抗日本資本家,準備成立「赤色工會總聯盟」,甚至考慮農民武裝暴動。

可是在王萬得召開第二次臨時會議前,3月24日,發生了一件事情。兩位日本便衣巡查,執行紅綠戶全面臨檢時,進入一間住屋,發現兩位青年,一位在睡覺,另一位在昏黃燈光下正埋首疾書。巡查發現奇怪,上前盤問,青年迅速將桌上正在書寫的文稿揉成一團吞下去。此舉引起日警注意,而青年誤認警察已知其身分,要逮捕他,不但加以反抗,並高呼「台灣共產黨萬歲」,這位青年正是趙港。緊接著,台灣總督府就開始進行全島大逮捕。

潘欽信得到第三國際指示後,佯裝中國勞工返台,在5月31日第二次臨時大會上宣告第三國際遠東局對台灣黨的指導意見,改組人事使中共派掌控新近改革的台灣共產黨,並發表潘欽信所擬的「台北綱領」。依據此綱領,台灣共產黨人開始種種地下活動,使總督府深感威脅,立即逮捕許多黨員。王萬得在7月被捕,潘欽信在9月被捕。

謝雪紅於1931年6月,派遣劉纘周前往日本,向日共申訴敵黨篡奪領導權的情況。請求日共另給一份新的指令,利其重建權力。日共回應譴責了「改革同盟」,讚揚謝雪紅的主張。但在劉纘周返台時,謝雪紅早在兩個月之前琅鐺入獄,功虧一簣。然後,蘇新宣稱他有權報行臨時大會的決議案。9月12日,蘇新在彰化被捕,農組派取得領導地位。企圖成立「赤色救援會」,置於農組之下,並準備在苗栗發動農村武裝革命。可惜被日警偵破,91名相關人士被捕。此後,共產黨人轉入地下,其他非共的民族運動,也在戰爭爆發後,相繼衰落了。

結語

在整段歷程當中,台灣共產黨並沒能真的引發成功的革命,而且其中因為路線的分岐不斷地消耗自己的實力。雖然台灣共產黨這個名字是在鳳山會議中才出現的,在那之前都是日共的台灣民族支部,但是從第三國際的民族主張來看,稱之為台灣共產黨應該是符合當時的革命綱領的。

而在台共的路線之爭中,關於農人與工人,何者才是革命的領導階級的爭論,其實與第三國際不同時期的綱領有關。在史達林掌握大權之前,第三國際的主流說法是以工人為專政的階級;而在史達林掌權之後,農民的重要性被大大提升。這兩種主張其實也是當時史達林與托洛茨基之間的鬥爭所訴諸的議題。而這樣的路線爭議,是否對台共的革命造成了負面影響,進而引導台共的毀滅,在此尚沒有強而有力的論點來證明這個看法。

不過,從台共一開始能夠快速地影響了其它抗日團體這點來看,那時所採取路線還算是相當穩健。只是到了要動員群眾暴動時,台灣畢竟是塊島嶼,不像中國那樣幅員遼闊,因而很容易就被日警給鎮壓下來。另外,有人認為,如果當時渡邊政之輔若不是被日警識破,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可能又是不同的光景。但不管如何,事情並沒有被這麼發展。從短短四年的台灣共產黨發展當中,雖然最後並沒有成功,我們還是可以看見當時台灣抗日運動的活力與蓬勃,以及當時左派青年在運動場景活躍的情況。而再後來台灣左派運動的發展,已經超出本報告的題目設定範圍,恕不追述。


參考資料:
簡炯仁《台灣共產主義運動史》1997 前衛
盧修一《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1989 前衛
王曉波《台灣抗日五十年》1997 正中
王曉波《後冷戰與後內戰》1997 海峽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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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13日

Skylark live in Taipei


雖然觀眾不是很多,但是仍舊是一場好show!

原來skylark是如此地陽光、歡樂、可愛!



鍵盤手大約是靈魂人物吧,在空閒時會在台上跳來跳去炒氣氛,跟團員玩一下。

吉他手非常低調而靦腆,躲起來偷偷solo。

貝士手是裡面長相唯一比較兇狠的人,但我怎麼覺得有點kuso,超活潑的。

鼓手好像不是正式團員吧,至少我買了一張新專輯,照片上沒有他,他的solo蠻讚的。

主唱,主唱讓人好害羞///真的是正姊啊。

第一次看到金屬主唱會換衣服上台(一共只有兩套啦)。

總之,每個人都很可愛而沒有殺氣,當然,主唱的可愛跟其它團員不一樣///



一開始的海克力斯,我是坐在椅子上聽的,覺得還不賴。

有不少讓人很驚艷的段落,可是曲子好像普遍有一種收束不住的感覺,個人認為啦。



之前只聽過前任主唱的skylark一張專輯,

主唱中音還不賴,一唱高音就變成史上最gay的主唱,

不過那個很gay的聲音在像是地方小曲的鍵盤小品有很不錯的效果。

鍵盤很華麗,曲子很順,

錄音很有早期義大利前衛團的感覺(其實我只是跟time machine比),

不過好像也有評論這麼認為,有義大利團的遺風。(所以聽起來跟其它團有區別)



新主唱是女主唱,這樣用「skylark」這個名字似乎是比較名符其實啦(性別成見?)。

感覺上以前人家一直說他們是義大利重要的speed metal團,

但是我覺得怎麼好像一直沒有入大團之列的樣子。



今天看過現場,還蠻盡興的,感覺每個人跟台下都沒有什麼距離

(除了鼓手,本來就比較遠)。

不過我站在台前,音場很奇怪,吉他很小聲,貝士也快聽不到,主唱也聽得很吃力,

所以內場的音箱都開很小聲吧!



主唱在中音域部分都好像被吃掉了,高音才比較會出來。

但是在只有鍵盤伴奏那一段,主唱的聲音很好聽,所以果然是聲音被吃掉了!

也許在座位上會比較好一點,因為海團時我聽到的至少是清楚的,

但是,還是要站在台前啊!



聽過現場後再聽專輯真的是一件不一樣的事,專輯會整個變好聽。

前提是,必須是一場愉快的現場吧^^



回家後,我把the Last Gate聽完了,我覺得很好聽喔。

雖然前兩張的評價看到都不是很好,但這張我覺得很棒。